德尔苏·乌扎拉《德尔苏·乌扎拉》：解读和误读分集剧情
周日在家观摩了黑泽天皇的《德尔苏·乌扎拉》，对照阅读的是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内部发行的一本批判材料《反华电影剧本<德尔苏·乌扎拉>》（书影见http://img1.mtime.com/mg/2007/42/8d939fc1-1775-4347-88d6-c2c6cf2d057d.jpg）。读来真是恍惚。中国人民真是幸福啊，若不是1974年人民日报带头批判了安东尼奥尼，大部分的中国人不会知道这样一位电影大师——直到他静悄悄地离世——当年安东尼奥尼这个名字甚至被编入了街头童谣；对黑泽明的批判却没有那么大范围，1975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了许久，批判的矛头也只对准“和黑泽明勾结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不知道黑泽明若是泉下有知，他会对《蛤蟆的油》在2006年在中国的再度热销（据说突破10万册）作何评价。当我试图去寻找黑泽明在当下中国大学生的知识谱系中的地位时，他孤独的背影一再地感动我。《罗生门》作为大学影视艺术通识教育的必修读物，至少让对选修过影视的人对这个名字留有印象。其次是来自他对日本历史的图景化书写，在与日本漫画的互相印证中，武田信玄、德川家康等人在黑泽明的电影中活了过来。而非艺术电影爱好者的人们不会知道黑泽明对电影艺术的追求和信仰，不知道他在战后日本经历的日本电影从繁盛到式微的过程，以及他作为日本电影走向世界的最重要的开拓者所饱受的争议。或许除了《罗生门》，黑泽明只是黑泽明。所以当《德尔苏·乌扎拉》以一种暧昧的态度出现的时候，苏联、日本和中国对其的有趣反应成了我们入手的重要途径。《德尔苏·乌扎拉》根据俄国/苏联探险家阿尔谢尼耶夫的地理考察报告《在乌苏里的莽林中：德尔苏·乌扎拉》改编，是黑泽明“三十年来的梦想”。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位来自城市的俄国军人、探险家和一位来自山林的猎人的友谊，在电影中，黑泽明用精致的长镜头处理着人与自然的关系。那种来自苏联胶片工业体系的独特色彩在黑泽天皇手下呈现出无穷的魅力，乌苏里的严冬和盛夏，红色、绿色和黄色斑驳着的树林，篝火、风雪，脚印，河流当然还有永远无法忘怀的，带给人极度震撼的那种，似乎是凝固的刹那永恒的盛大场面——日月交辉、风雪和冰原，这些高贵的、静默的和伟大的画面，大约也只有黑泽天皇这等苛刻的导演在苏联的电影体制内才能完成。《德尔苏·乌扎拉》处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德尔苏·乌扎拉这个猎人，仿佛就是自然之子，他熟悉一切在森林——泰加林（指“寒温带针叶林”或“北方针叶林”）——中生活的技巧，但无法在城市中生存；他有信仰，他是一个典型的泛灵论者，他相信万物有灵，他敬畏自然，他珍惜生命保护环境，他爱憎分明。若是从环保主义角度入手，黑泽天皇早在1975年，或者更早的30年前读到这本书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向世人传达他的观点。你可以把它解读成一种对前工业社会乡愁式的怀念（按，有评论称阿尔谢尼耶夫此书堪与《瓦尔登湖》相媲美），自然与城市的对立，当然，它也是对人存在的这个终极问题的思考。德尔苏·乌扎拉给出了他的回答。在处理“日本性/民族性”这一问题上，黑泽明给出了一个极好的方法，也是若干年之后张艺谋采用的方法，那便是为西方的观众和评论家们留出入口，如改编莎翁历史剧之类，更重要的，是在进入途径上分别留出西方理论和东方理论的入口。当然，谈到日本，这个在地理上属于东方而事实上已经内化在西方世界的国家，内化在文化逻辑便是如此，在《德尔苏·乌扎拉》中，黑泽明通过一种超越性的表达，提供了一种普适性的影像书写。若论影片的归属，可以说这是一部苏联电影——苏联的胶片、资金、演员、电影工业体系，然而也是一部日本电影——黑泽明式的电影语言和思想。然而这部电影的遭遇也是颇具冷战年代特点的。大致的时代背景便是，1969年中苏珍宝岛边界争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收录在《反华电影剧本<德尔苏·乌扎拉>》中的文章，无一例外地就这两件事大作文章，他们指出，苏修集团妄图勾结黑泽明，在这部影片中歪曲历史，欺骗日本人民和世界人民，达到其政治目的。主要的论点在于：1、对乌苏里地区主权的刻意模糊是借古喻今，否认中国自古以来的领土主权。2、对中国人形象刻意的歪曲和丑化。然而事实是否如此？不排除苏联给创作低潮期的黑泽明巨额投资，并要求本片参加1975年戛纳电影节，确实有其政治目的。影片获得的两个奖：莫斯科电影节金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却比较有趣，回望1975年，戛纳金棕榈被授予阿尔及利亚的《烽火岁月》，奥斯卡上风光无限的则是《飞越疯人院》（哦，可惜了《巴里·林登》），黑泽明这部影片其实也够分量。黑泽明在这部片子之前早已因《罗生门》等影片享有国际盛名，奥斯卡奖并不过分。然而查阅了相关资料，这部影片并未参加当年的戛纳电影节，并且，在影片首映之时（1975年7月，莫斯科电影节），这部影片已经获得当年的奥斯卡奖（颁奖日期：1975年3月29日），这部电影在美国上映的时间竟然是两年后的1977年12月20日。其间隐藏的微妙的政治关系颇值得玩味。再读那本批判材料，其中收录了：1、《德尔苏·乌扎拉》电影剧本（全稿，叶维、文洁若根据日本《电影旬报》1974年5月7日刊载剧本翻译）2、阿尔谢尼耶夫《在乌苏里地区丛林中》与电影有关段落摘译（由北京大学苏修文学批判组翻译），3、拍摄《德尔苏》是我三十年来的梦想（摘译）（黑泽明，载日本《电影旬报》1974年5月7日增刊，万兰译）4、苏联影片《德尔苏·乌扎拉》的丑恶企图——明显的反华，国际性的大阴谋，连黑泽明都拉拢（[日本]《德尔苏·乌扎拉》研究会，原文刊载于日本《日本与中国》周刊，1974年9月23日）5、再论苏联影片《德尔苏·乌扎拉》——所谓“合拍影片”，实际上是苏联影片，它恶毒地制造反华舆论，这部影片对日本来说也不容忽视（《德尔苏·乌扎拉》研究会，1975年2月17日）6、批判苏联电影剧本《德尔苏·乌扎拉》——黑泽导演讲变成丑角吗？（[日本]《德尔苏·乌扎拉》批判组，日本《东风》月刊，1974年10月号）7、关于苏联影片《德尔苏·乌扎拉》的背景——乌苏里地区（《德尔苏·乌扎拉》批判组，日本《东风》月刊，1974年10月号）8、彻头彻尾诽谤中国——苏联借影片《德尔苏·乌扎拉》发动宣传（[日本]铃木猛，转载香港《大公报》1974年12月2日，原文刊载与日本《国际贸易》1974年10月19日）9、黑泽明·苏联·反华片（龚念年，原载香港《大公报》1974年9月24日）10、苏联延聘黑泽明拍摄反华影片（原载香港《七十年代》杂志，1974年10月号）11、《德尔苏·乌扎拉》原著中有不少记述证明乌苏里地区自古就属于中国领土（李华）我考证到的作者，仅有龚念年一人。龚念年，原名赵泽隆，香港《大公报》专栏作家，《七十年代》月刊国际评论作家，其他笔名有梅之、尤其、龚耀文、施君玉。此人的左派立场一望而知。有趣的则是其他几篇文章署名的变化。从“[日本]《德尔苏·乌扎拉》研究会”到“《德尔苏·乌扎拉》研究会”，再到“[日本]《德尔苏·乌扎拉》批判组”和“《德尔苏·乌扎拉》批判组”，没有标明译者，那么这些文章的真实性确实值得怀疑，究竟是某些人炮制的批判文章呢，还是在日本，果然有那么一个叫做“批判组”的，颇具文革特色的组织？更加可疑的是，这些文章的内容和论证方法，包括修辞都大同小异，抓住黑泽明剧本中的几个细节大做文章，确实是文革作风——都是对剧本的批判，因为这些批判组成员，大概都没有看过这部电影。试摘录个别极品的句子如下：“最近他们勾结日本资产阶级导演黑泽明炮制的影片《德尔苏·乌扎拉》，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苏修叛徒集团自以为得计，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剧本不但描述了老沙皇侵占我国领土的种种活动，而且也暴露了新沙皇今天对我国领土的野心，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苏修叛徒集团不仅全面继承了老沙皇的侵略衣钵，而且使用了更加卑鄙无耻的手段，新沙皇的扩张野心超过了老沙皇。”“这部电影的真正导演是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支流。现在电影尚未出笼，勃列日涅夫就迫不及待地亲自出马吹捧它，苏修官方电影节头面人物一再给它涂脂抹粉，这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个反华电影剧本一出笼，就遭到了日本人民的强烈签字而，日本人民已经识破了这是‘苏修拉拢日本电影工作者反华的花招’，坚决地把苏修头目及其炮制的这部反华电影剧本作为活靶子，对苏修的反华行径进行批判和斗争。……”——编者前言（看样子日本也在闹文革？）“读了这个剧本，我们了解到这是一部彻头彻尾以反华为目的的政治影片，包藏着想动员世界上包括日本人在内的观众参加反华行列的丑恶企图。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华活动不是今天才开始的，但是我们重视这部影片，因为它暴露出他们想打着与黑泽等人合作的幌子，把日本人民的命运拴在他们的战车上的罪恶阴谋。”“导演黑泽明越卖力气，就越深地陷入了苏修的陷阱，越巧妙地替他们做了掩饰。”“……日本的政界、财界、新闻界和其他各界的牛鬼蛇神就会跳出来，扛起联苏反华的破旗……”——苏联影片《德尔苏·乌扎拉》的丑恶企图（日本评论家的理论水平真高！哪个懂日语的同学跟我说说，牛鬼蛇神四个字在日语里怎么说？）“……还预备把此片拿到八月份的莫斯科电影节上去大吹大擂，做得也未免太过分了。”“苏联方面是让日本人来充当挨批判的活靶子。”“苏联和蒋帮，恐怕是一丘之貉吧。”“他们假借‘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之名拉拢日本人，用开发西伯利亚做钓饵，企图迫使日本充当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跳板和走卒。日本人民绝不上他们的当。”——再论苏联影片《德尔苏·乌扎拉》“黑泽先生！我们是想用这篇批判文章唤起你的良心的。”“黑泽先生！如果你明知上述事实，竟还摄制这部影片，那么你就已经不是受骗的黑泽导演，而只能说是在某一丑恶阴谋之下的跳梁小丑。”（谁告诉我，日语怎么说“跳梁小丑”？）“……人们再一次清楚地看到……他（黑泽明）在进行了肉体自杀之后，现在又准备进行精神自杀，把自己完全卖给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苏修则准备打着‘黑泽天皇’自编自导的旗号，拍摄出这部旨在完全反华的影片，向全世界贩售黑货。这部彻头彻尾反历史、反人民，反中国的恶毒影片，目前尚未出笼，但是，他的丑恶嘴脸已经清清楚楚暴露出来了。”——黑泽明·苏联·反华片（这一句太有才了，黑货，我真的很佩服龚先生的修辞）批判中被拿来垫背的，还有我们可怜的安东尼奥尼大师，因为他的《中国》，竟然还有最近刚刚火起来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巴黎》的导演让·杨。这些评论都是我们今天不再熟悉和使用的修辞，然而刻意的误读——出于某种目的的误读，似乎并不是文革的专利。针对批判文章的观点，我们可以简单地进行批驳，1，拍电影并非要照搬原著，任何电影化的处理都是对原著的歪曲——殊不知原著作家仍是处在他们批判对象之中的帝俄作家；并且，电影中并未对任何有关领土主权的问题做过哪怕一点的表述——你说这是捕风捉影呢，还是一种出色的想象力？2、凡是写到坏的中国人就是丑化——黑泽明自己说“不论俄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有好有坏”，这大概属于一种常识。若干年之后对张艺谋的批判，这也是重要论点之一。我们大概需要一种大国心态。文革期间的批判现在我们大可以付诸一笑，然而可怕的是那些，延续至今的并且我们难以摆脱的冷战思维——所以刻意的误读并不可怕，不经意的误读才是最可怕的东西。若要再谈论文化象征和潜意识，只怪乌苏里这个地区身份太暧昧，《德尔苏·乌扎拉》拍摄的时间太暧昧，或者说，我们的想象力和分析力都太好了。《德尔苏·乌扎拉》应该就是一部简简单单的片子，它关于自然，关于生命和信仰。当然，它也并非那么简单。读到塔可夫斯基日记《时光中的时光》里相关的记载，他要告诉黑泽明“（那些电影局的人）他们都是骗子。”再去读读黑泽明的自传，为什么他在试图自杀之后接下了这样一部探讨人类生存方式的片子？苏联电影局到底在其中做了什么工作？然后我又惶惑了，我们怎样去解读，才能不算是误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