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孤城

喋血孤城《喋血孤城》：捐躯赴国难 视死忽如归分集剧情

　　《喋血孤城》：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当年蒋经国在台湾看到《血战台儿庄》说，对岸终于承认我们抗日了。多年以来，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两岸各拍各的抗日，对岸可能对内地的《地雷战》、《地道战》等电影难以认同，而我们对《英烈千秋》、《八百壮士》这样国民党后来在台湾拍的抗日电影也很陌生，所以当《建国大业》由于两岸关系缓和开始在蒋介石的角色塑造上有所改观的时候，《喋血孤城》更是在大银幕上首次全面正面地展示国军抗日，不得不说，其政治意义远大于电影本身。然而此时，对岸的民众已经走在了民主进程的路上，对政治的关心就是用选票决定谁来当选领导，当年“一个抗日，各自表述”的时代已经持续了太久，时代变迁、新旧更替，如今台湾的新世代对抗日的概念已经在慢慢淡化了吧。所以此时《喋血孤城》的出现，更像一个迟来的安慰。大小蒋公泉下有知，当作何感想？然而我还是很肯定这部电影，不管到了何时，如何时过境迁，当年面对日寇，多少人捐躯赴国难，本来是不能因为政治色彩而区别对待的，很多人长大后都有一个对教科书的历史慢慢推翻的过程，其实我们也只是想回归最正常的判断吧。何以卫青霍去病抗击匈奴、岳飞抗金、戚继光抗倭、郑成功收复台湾都是民族英雄，而当年同样浴血抗争侵华日军的同胞，却把一半涂抹上政治色彩或否定或置若罔闻？常德会战是抗日战争中极为重要的战役，被誉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电影的宣传语里所写的“八年抗战最惨烈一役”毫不为过，孤城常德以8000守军抵御4万进犯日军，最后几乎全部战死，但有效牵制了日军，为后来国军对日军的反包围创造了条件，也直接促成了中方在常德大会战中取得了最终胜利，让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投入战斗，日军在战略方面已经优势尽失。在这场战斗中，57师师长余程万一战成名，著名作家、报人张恨水将余程万比做唐朝“安史之乱”时守雎阳（今商丘）的张巡，并在重庆《新民报》上赞扬余程万师长的固守。但战后，舆论对“全师阵亡何以独活”的质疑使余程万深感委屈。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对这个关键战役显然没有做重要的描述，不然我们不至于对常德会战如此陌生，我们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都能略知一二，却对自己国家生死攸关的保卫战几乎一无所知，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历史教科书的成功之处啊。即便就地百度，你也能知道这常德会战的惨烈，在二战胜利65周年之际，这样的历史战争事件，直接为电影提供了上佳的故事来源。然而遗憾的是，就电影本身来说，由于编导功力有限，本片在财力、物力、人力上的投入还不如我们的精装群星武侠大片，所以最终呈现出的影片就比较平庸而草率了。剧本有先天缺陷，虽然抵御抗日是主线，但在抵御的战略执行上，国军从军官到士兵的交代都含混不清，作为师长的余程万在一半的时间内还没有认识到这是委员长的战略考虑，这在当时显然不可能的，而编剧在这里当做一个悬念来布置显然低估了观众智商，而袁文康饰演的军官这条线也走着走着就迷路了，他和安以轩的感情戏更是生硬。人物塑造方面，吕良伟饰演的余程万大部分时间都在愤恨不已，恨援军不到，甚至喊“我们比他们更惨！”这样的战争领袖的统帅能力和个人能力让人质疑。而对于整个战争大局的交代更是蜻蜓点水，连战争气氛的营造都只在几个战壕里交代，而常德这座孤城当时的情势都忽略了。随便上网搜搜这场战争的历史记录，一些细节都让人难以忘怀：一、“我早就准备好了，只要鬼子进屋，我就一剪刀捅死他。”1943年11月，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手举剪刀，向前来劝其疏散出城的县警察大队分队长陈光圻表示不愿离家。二、1943年11月，57师师长余程万根据形势判断，守城一战不可避免，民众没有必要作无谓的牺牲，于是跟常德县政府协商，将全城居民完全迁出。现年84岁的老人陈光圻回忆，封城前几天，警察在城内逐一进行排查，如果夜里发现哪家有灯光，就用粉笔在门上画个记号，第二天派人劝说这户居民撤到城外。除了转移民众，中国军队还把常德北门外的房屋拆倒，造成开阔地，便于射击。57师170团副团长张庭林的勤务兵顾华江称，护城河浅的地方也被钉上了竹钉。当地民众非常支持这场战役，许多人不愿置身事外。陈光圻回忆，一位50多岁的老人主动和他联系替军队当船夫。因年纪大几乎遭拒，老人很不高兴地嚷嚷：“我水性好，不管上来多少鬼子，我都能把船搞翻，让他们到河里去喂王八！”三、“弟兄们，我这个师长对不住大家，你们挂彩，连饭都吃不饱。”57师师长余程万知道城内粮食不足，一进卫生队包扎所便向伤员致歉。伤员们一脸激动，不知如何应答。　　在包扎所外，余程万看到一间破房子里有4桶花生，便问，这个营养好，为什么不拿给伤员吃？有士兵回答：“进城前有命令，没有经过允许，谁也不能动民财民物。”余眼眶一下红了，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先煮给伤员们吃了，等把鬼子赶出去后，别忘了再来照价补钱就是。”四、顾华江至今难忘这样一个镜头：有一个呆在坑里的兄弟受了伤，还没喝完水，看见敌人往上冲，手里又没有枪，只有手榴弹，只见他一声不响地握着两枚手榴弹，等一伙敌人冲上来离我们约20米远的时候，他拉开两根导火线，冲了上去，与四五个鬼子同归于尽。　　至12月1日，守军终因力量悬殊，防线越来越收缩，除大西门、兴街口、水星楼、上南门外，全城所剩据点悉数被日军占领。顾华江和他的队友拆除了担架竹竿，将一边削尖，制成竹标枪，以备不时之需。　　当晚12时许，日军偷偷架三架云梯准备爬城进攻水星楼，此地是全城最高点，一旦被攻下，57师师部就暴露在枪口下。“我们守在城垛上，上来一个，对着脸刺一个，鬼子们哇哇叫着跌落下去，大都没了命。那一次，我们刺了12个鬼子。“62年过去了，顾华江回忆起这一幕，依然觉得十分解恨。这些细节如果在电影里有所体现，都是很有表现力的，其实编导手边的资料肯定远远不止这些，何以在叙述中如此混乱而苍白呢？当然，这些也是在欧美同类电影的对比之下，才觉得缺陷很多，我们之所以拍不好战争片，也是因为以前的拍法意识形态化太重、技法陈旧，而新的叙述和拍摄的方法还没找到吧，就一个《集结号》完全说明不了问题，何况《集结号》是经不起推敲的。所以希望《喋血孤城》这样的战争片多拍，才能拍出我们自己的国家英雄，我们自己对战争中人性光辉的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