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团圆对《大团圆》的重新解读-论《大团圆》儒家传统家庭伦理价值观下的家国建构分集剧情
背景1948年上映、由清华电影公司出品的《大团圆》以一个家庭的离合悲欢展示了那个动荡年代里人们对自身命运的身不由己。“本片可说是最受忽视的1940年代杰作，原因当然是该片在1948年上映不久便因“过左”而被禁，到1949年后当然又因“过右”而被禁”因此，这部电影一直没有受到电影史与电影学界的重视，这种“过左”与“过右”又是与《大团圆》当时的一个创作背景有着莫大的关联，一方面，该片是吴性栽支持下、金山创办的清华影业公司的第一部作品，由于吴性栽所创办的电影“托拉斯”的影响，影片的拍摄、宣传等都遵循着商业运作模式，另一方面，由于电影来自于话剧《大团圆》，且电影出品人是共产党人金山，剧本的选择由金山把关，该片也渗透着不满国民党统治的意味，影片最后肯定的是三妹和人民走在一起的选择，表现在曾为国民党奉献后满心失望的二姐也加入三妹和四弟的队伍中，奔赴为人民服务的地方。所以，一方面，这部电影是有商业运营目的的，要求保证其通过国民党电影制度的检查并能够获得人们的喜爱，不能有反国民党的意识；另一方面，电影在出品人金山看来，又要成为共产党意识宣传工具，影片想通过曲折隐晦的手法表现出来，让这两方面能够并存，但在当时受到的反应与该片的命运结局却并不如人意，由于政治及其他因素，在电影市场上没有获得成功，同时新成立的中国政府也没有买账，而与这部片子相同命运的，还有清华影业公司稍后拍摄的《群魔》，这两部电影由于商业盈利与意识形态宣传的“欲兼而不得”，在中国电影史上处在一个尴尬的地位，而当时有关《大团圆》的评价也是囿于意识形态方面给予的评价。我们深知当时关于这部电影的评价是特殊社会历史时期的产物，但抛开意识形态的原因，关于这部电影的价值，我们应该用一个更开放包容的态度来评价，在笔者看来，这部影片遵循的是儒家传统家庭伦理价值观，并在这一价值观的主导下，建构家国同构，隐晦传达社会意义。创作过程首先，谈谈这部电影的在商业运作模式上的一些努力。清华影业公司是吴性栽欲在北平办厂与“中电”三厂合作未果后的一个结果，公司于1948年年春吴性栽与金山合作创办，两人“合作的办法是吴性栽出财力，管发行，金山出人力，管制片。吴、金两人均担任该公司的执行董事，金山兼任经理和制片人。”从这段话可知，吴性栽出钱与宣传发行，而金山则搞影片的创作生产。正是由于吴性栽的影响，本片在影片剧本、生产、宣传发行上遵循了商业运作模式。一、在本片的剧本选择上，选自黄宗江自己编剧的话剧《大团圆》，这部话剧在当时的社会上获得了很高的评价。“现实是怎样呢？‘我们付过代价，我们已经半醉后够了’的怒吼是应该给以大量的注意的，这也是‘大团圆’之所以不能团圆的理由，‘大团圆’中‘无可奈何的尾巴’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的话，那么至少对于观众是有所给予的。”“十分抓住剧中人物的情感关系，所以能够充分表现出人伦之爱，真理之爱与正义之爱，导演特别注意小动作的取巧。”正是由于良好的社会评价，这部电影才被提上拍摄的议程，成为清华的创业巨制。而在电影的生产上，本片的布景不计成本，打造真实之感。“大团圆布景，由置景师李恩杰飞平考察北平大庭院之实景，并留下特摄照片多种，以资参考，张氏门庭的瓦爿形式、门窗安排，与北平的古老庭院一模一样，有北平土佬参观电工厂的大团圆布景时，置身其间，恍如重返故都。第一场景用云杉木条一千五百根，三夹板二千张，这在普通片子，可拍二部之多，用料之多，有似“新华”摄影“貂蝉”“武则天”古装片那种手面焉。”而在演员方面，本片也汇集了当时许多的大腕参加，如蓝马、韦伟、程述尧、吴茵等等。导演虽然是初出茅庐的丁力，但他在社会上已获得了一些声望。因此，从场景制作、演员、导演等方面，可以看出这是一部按商业模式运营的大制作影片。三、在宣传发行上，这部电影也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当时的《影剧天地》《影剧春秋》《电影周报》对这部电影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介绍，有关于电影本事连载的、有关于歌曲介绍的、有关于导演的话等等，而在宣传上，有两个行为让我们格外注意，一是排在双十节后，赠送火柴吸引观众。二是影片准备在公映前，假某私人花园，招待有关各界，举行“大团圆”游艺会，特备晚餐，继之试映。此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清华属于吴性栽“文华”延伸的部分，遵循商业运营模式，它不可能像昆仑一样，只能隐晦其意，曲折表达它的意图。其次，谈谈这部电影意识形态的隐性传达。由于出品人是拍摄过《松花江上》的共产党人金山，这部电影必然带有金山的意识形态。这主要体现在剧本《大团圆》的选择上，有一篇新闻报道过电影歌曲《甜蜜的家庭》的歌曲作者约翰.豪阿德.培恩，“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这难过不仅属于作者，也是属于每个人的，而“甜蜜家庭”作者死而有知，也当不仅有憾于他的无家可归，而更为有家而毁的人们悲吧！可见，《大团圆》这个剧本有利于暴露国民党让人们“有家而毁”的罪恶。当然，这种意识形态的隐性传达，更依赖于儒家传统家庭伦理价值下家国同构的影像，但这一点并没有被当时的电影评论所提及，关于这一点，下文主要阐述。再次，由于影片要兼顾商业运营模式与意识形态的传达，这部影片在当时并没有卖座，而且上映不久即被禁止上映，“清华的第一炮大团圆花费资本甚为浩大，而公演之际，适逢上海人忙着逃难之时，片子虽好，然而缺乏人之欣赏，金门的营业甚为惨落，而“大光明”也平平而已，故大团圆剧本已是无法挽救。”。且得到的评价都是嫌它太“消极”。“在大团圆里，我们感到唯一怀疑之处是编剧者的节操观念，那是说编剧者一方面说出大哥将就的那个职业并非为日人做走狗，却无论如何不让他去就职，编剧者的意思是反正有祖业可以维持，就不妨忍耐一时。但我感到这种节操观念是不顶准确的，因为有祖产的人可以如此做。那些没有祖产的人们怎么办呢？若是他们因生活堪虞，反而不为日本人作走狗而就一职业以图温饱，就该指摘汉奸吗？”“结论是作者从头到尾只表现了一些人物，我们可以说作者和他笔下的人物都是有着旧式感情的好人。但是这些“好人”是不应该如此这般好下去的。而且“新人”已经不是这样的“好”法了。”“这样一群青年人，他们参加过严酷的民族革命战争，经过了七八年和旧日完全不同的生活锻炼，而他们竟然不如一个商人，一个一直留在沦陷区的商人沈浩然。我不明白作者对于经过了七八年的民族革命战争，对于抗战的大后方，他具有怎么样一种态度、一种心情。不仅抗战应该而且可能给予这几个青年人的影响，教育没有被作者正确和具体地表现出现，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血腥的统治，也没有被作者从这个“家”和这群人身上透现出现。”这些评论都就本片的价值观予以批评，都认为本片在价值观上存在问题。但这部电影实际上想通过家国同构的影像，让人们从一个家庭的不团圆来看到残酷的现实，即整个国家民族的不团圆，并对时局予以隐性针砭，对可能的幸福给予隐性歌颂。最后，影片不仅讲述了张家的团圆与出走，在更大的一个程度上，它试图在儒家传统家庭伦理价值观之下，将一个家与国家同构起来，实现其在社会意义上更大的价值，体现在以下四点：第一，关于张家，一家总共9口人，张母、四子、三女外加一个仆人王妈，几个子女都用大哥、二哥、三弟、四弟、大姐、二姐、小妹这样的名字来称呼彼此，这样的称呼容易让那个年代的观众代入自己的身份，与角色产生认同，而且，特别是他们身上各具的人物性格与特色，让家国同构成为可能。这个家庭中的几个子女各有特点。大哥，因父亲去世，他不得不放弃自己喜欢的小提琴（即使贫困潦倒，他也不舍得卖掉小提琴）而念了经济科，以便照顾母亲与弟弟妹妹，他感慨人生道：“人活着就不断打折扣”。正如三弟所说，这个人物类似于巴金小说《家》中的觉新，他多愁善感，一烦就拉小提琴；他孝顺母亲、疼爱弟妹、疼爱妻子，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在妻子吃流产的药后他对妻子感到愧疚，在辞掉英语教师的工作后，他“赋闲”家中，不能给家里挣钱，他内心苦闷，甚至到了不惜去日本人的洋行里任职，为的就是给家里添点生活费；他渴望走出家庭，去后方看看，但为了这个家庭，他留守了，眼巴巴看着三弟、四弟、小妹、二妹、二弟一个个走去后方。他是一个对家庭有责任感的人，他这辈子看来是不会离开家了。在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多少个人的影子呢！二哥则是一个戏迷，他身着灰布长袍，手托鸟笼，不时哼几句皮黄，他希望别人夸赞他唱得如马连良般好，他爱好遛鸟，这是北京人的一个爱好（据说金焰也喜欢遛鸟）。他对家庭也很看重，当二姐被坏人盯梢时，他愿意冒险帮二姐传递情报。最后因“严缉放火暴徒”的事件，他也离开了家。在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了家，他的梦想是，有几亩薄田、有一匹毛驴，一个安安静静的地方让他唱戏。这是一个带有老式北京人气性的这么一个人。三弟则是一个带有浪漫与幻想气质的那么一个人。他的一些话反映了他这个特点，如：在向表姐示爱时，酸不拉几地说道：“我觉得我是屠格涅夫的罗亭，有一颗哈姆雷特的灵魂和少年维特的烦恼”“自从我把眼睛睁开了，我就知道你是我的朱丽叶，你是我的夏绿蒂，多少个夜晚我都听到夜莺在叫”“诗人的生命是短促的”。在被表姐拒绝后，他又道“我虽然不能像普希金那样的，为你决斗而死，也要做少年歌德的化身，你将在我的坟头哭。”他为爱吃安眠药自杀，当他真吃了药后，他又痛哭后悔，当母亲告诉他他吃的是泻药时，他孩子气地兴高采烈，二姐指责他的无聊浪漫，他说他理解了，他不应该只跟表姐恋爱，应该跟很多人恋爱，他应该像唐吉可德那样跟风车去战斗。杨斌带他去大后方，他道他总想做一个真正的吉普赛人去流浪，杨斌说他们是去工作，他答道：“是，是工作，像一股铁流”。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感受到了孩子气，特别是听他对通婚所作出的美丽结局幻想时（通婚“促进世界大同”，用英文说“It＇sgoingtobeoneworld”），让人印象深刻。四弟刚出现在我们眼前是一个带点傻气的小孩子，他问沈浩然，什么是人生？他表情木然，呆呆的。他为鸽子出殡，他和妹妹用三个的纸折飞机，当纸飞机被杨斌抛掷到了脸盆里时，他面露难过，这是一个稚嫩的孩童。但当他们的鸽子被日本人的猎狗咬死，当他受到日本孩子的欺负时，从他嘴里蹦出了抗日两字。抗战胜利后，他从大后方回来，当听到二哥与三哥谈论他们未来的生活憧憬时，他说道：“你们这是梦想，不是理想。”他爱好和平，当杨斌给了他一架真正的玩具飞机时，他问道：“我们还要用飞机打仗吗”，接着画面一转，报纸上都是有关炮火硝烟的新闻，最后他跟小妹、二姐再次离开了家，去了后方，去做农民的思想工作去了。这是一个表面呆气但思想已经觉醒的人。大姐则是一个只懂浪漫与嫁人的这么一个人，她的心思都在浩然身上，成天浩然长浩然短的，她是一个贤妻良母，一直支持着丈夫相信着丈夫。二姐则是一个刚开始很革命的人。当小妹问：“二姐，我们为什么要打日本人呢！”镜头画面一推，出现二姐脸部充满愤怒的近景特写。她和志同道合的李大中、杨斌一起干革命，为了革命，可以把与杨斌的感情放在第二位。但她去了后方后，接触到了重庆政府“假丑恶”的一面，她的革命之火熄灭了。但在杨斌了无音讯后，她最终决定和小妹四弟一起去大后方，做农民的思想工作。小妹在这部电影中在前半部分没有给人留下多深的印象，她大多跟四哥玩在了一起，她年纪小，不懂事，会不了解那时的日本对中国人民的穷凶极恶，会问出那么孩子气的问题（指问二姐的问题“二姐，我们为什么要打日本人呢！”）。但鸽子被日本的狗咬死，当她去了后方后，她是最晚回家团聚的人，她也是最早找到方向的人，她决定为做通农民的工作去奋斗拼搏。还有杨斌，他是一个清醒的人，他认为只有拿起枪去跟日本人斗，中国人才是真正找到了出路，这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同时他又是一个对爱情执着与信仰的人，他一直追求着张家的二姐。沈浩然这个角色也令人印象深刻，他是一个卖五香豆腐干的商人之后，典型的海派商人，妙语连珠，四弟问什么是人生，他说：“就像你的气球一样，能吹得又大，又好看，就是人生。”又说：“人生就跟你的脸一样滑稽，也跟你的脸一样严肃。”。他孝顺父母，为了劝慰父亲生意上的辛苦与失落，他学会了不停地笑，对妻子张家大姐与其亲人也不错，在人前说说笑笑的背后，他是一个心里充满失落与痛苦的人，但他为了妻子，只能强颜欢笑。他市侩，他的理想是带着妻子去上海做生意，他在这个战乱的年代落魄了，但他仍把自己收拾得衣装笔挺，他想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洋钱，最后因妻子嫌俗气而改名大元宝、小元宝，他经常说的口头禅大概就是“对极了，对极了”。他有头脑，会算计，在战乱年代，开了一家铺子，但终因无钱进货而捉襟见肘，生意难以为继。还有三弟中意的表妹，这是一个只懂打打牌看看电影的无聊透顶的女子。这些性格各异、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聚在了张家，如果按照写实主义的手法，这是不可能的，正如老话说：“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一个家庭的兄弟姊妹是不可能有这么多不同差异的。“从我底感觉来说，那是一个和平、安定、宁静的环境，我用“环境”两个字，不是笔误，也不是搬弄字眼，实实在在，那个四合院所给予我印象，只是一个环境，而不是一个家。原因在，你在那四合院里的一些人，虽然彼此叫出了些亲属关系，但彼此在生活上没有“亲属”应有的交融。”这种安排一方面编导是为了突出其戏剧性与喜剧性，但更重要的应该是想借此完成一个家国的同构。第二，在有关这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上，它时刻紧扣着这个国家的时代脉搏。一个家庭的离合史，也是一个国家的离合史。民国二十六年，一家人还在欢欢喜喜吃饺子，合家唱着“我的家庭真可爱，美丽清洁真美丽...”，享受团圆的幸福快乐；但随着画面刻有“卢沟晓月”的卢沟桥发生日军侵华时，张家外面出现了悬挂着的日本旗，这时这个家庭的平静也被打破了，鸽子被日本狗咬死，大哥辞去了英语教师一职，在大哥哀伤的琴音中，小妹与四弟为鸽子出殡，小弟也被日本的孩子欺负了；民国三十一年，世道不景气，浩然这个颇有头脑的商贾也一贫如洗了，他们合伙开店，但苦于无资金，最后轮到求母亲卖祖业的地步，随着“严缉放火暴徒”的报纸新闻，二哥与二姐也踏上了逃亡了之路；随着抗日战争胜利、日本签订投降书的画面而来的是，这一家人的子女陆陆续续回来了，伴着“HomeSweetHome”的歌声，他们又聚在一起吃饺子，享受团圆的欢乐；随着内战消息在报纸上满天飞，他们又面临着分离了，但这次分离，相较于上次的无奈，这次似乎更多了一次希望，因为这一次四弟与小妹是因理想而去的。影片中的插曲，一是开头的那首“HomeSweetHome”表现家庭和睦的歌曲，二是沈浩然跟妻子苦中作乐唱着那首带着积极意义的歌曲。二次团聚时欢快的曲调，分离是凄婉的曲调。整部影片的音乐让人难忘。影片中的象征。狗把老四和小妹的宠物咬死了，象征着日本侵略中国。同时这也是老四与小妹痛恨日本人的缘起，让最后他们的革命性有了合理的解释性。在《群魔》中，狗抢骨头也是一种讽刺。影片中以90度居高临下垂直拍摄一家人围吃饺子的大团圆兴象。两次出现团圆的景象，但都是不长久的，让人喟叹。以前后景均清晰的深焦摄影来配合纵深场面调度和隔着鸟笼来拍韦伟和蓝马的一场都令人刮目相看。房子的寓意。在影片中，房子是一家人团圆的地方，但最后房子卖了，象征着这个出走的永远和这个家再也不能团聚了。第三、在镜头语言上，影片也实现了家国同构。影片开头一组蒙太奇剪辑，镜头的承接顺序是城墙、骑车过城门、穿过大街小巷，最后来到写有“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门前，二姐与杨斌骑车进了张家这个小家。影片结尾，一家人送小妹四弟二姐离开，本来送到张家门口就行，但镜头仍描绘他们三人走出城门的画面。这种影像实际强调的是，这不仅是张家这一个小家的命运，更是这个国家中无数个小家的命运。第四、在有关“父亲”的叙述中，也实现了家国的同构。影片中张父一直没有出场，但却成为最大的“在场者”，他对子女、对整个张家仍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为父亲的去世，大哥放弃了自己钟爱的小提琴，改念经济科，最后成了中学里教英语的老师。当民国三十三年大哥迫于生活压力要去银行做事时，张母呵斥他说：“你爸爸是怎么教育你的”。其实父亲是怎样教育子女的，我们可以从大门上贴的“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强调知识强调忠厚爱国、待人实诚的家庭。但当再次相聚团圆的一家人又要面临分别时，张母告诫子女“别忘了你爸爸的话，一定要做个好人”。但最后张母落脚到了“这世界好像变了，要换种样儿活了”。这里实现了父亲到国家的一个转换，正是由于连年的战乱，已经让这个“大家”离乱了，“父亲”缺失了，换种样儿活着，究竟怎样活，影片用似乎用小妹与四弟走出城门的镜头告诉了我们答案，那就是与人民站在一起。因此，影片从多元性格人物塑造、家与国休戚相关、影像传达、“父亲”的塑造等四方面来传达它的意义。这四个方面正体现和代表了儒家传统家庭伦理价值观，而这种家国同构直接又让我们从这个家庭的离合变迁中看到国家的变化，影片最后那个四弟、三妹、二姐出城门的影像实际上又表明“和人们走在一起”才是一个家庭的出路，更是整个国家民族的生存之路。总之，这部电影由于由吴性栽及金山合作的清华影业公司拍摄，这部电影的存在就有着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不仅来自于其特有的京片子对白、话剧改编、话剧演员，不是一部海派电影，更来自于这部电影在商业运作与意识形态传达上存在的冲突，使得这部电影在意识形态上两边都没有讨到好，但是，这部电影试图在儒家传统家庭伦理价值观下实现家国同构，以期达到用它传达“与人民在一起”的这条路不仅是整个家庭的出路，更是整个国家的未来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