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钧。一发中国式爆炸分集剧情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什么？不是什么男的站在女的身边，一个却不知道另一个爱着自己之类的扯淡。这两位之间的距离算得出来，就是一根男性生殖器勃起的长度，中国男性距离女性的平均距离是11.2厘米。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一个存钱的口袋和另一个存钱的口袋之间的距离。特别是，这两个口袋一个属于打工的，另一个属于无良老板。打工的贱民如果想要讨回自己的血汗钱，一般的流程如下：要钱，老板不给，告到劳动局，劳动局说帮助协调，老板还是不给，告到法院，法院判了，但是执行不到款项。贱民此时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将自己尘埃化，祈盼老板的同情心，于是他就爬上楼顶说要跳楼；另外一个是将老板尘埃化，祈盼老板的恐惧感，于是他就钻进曾经的工作场所说放了炸弹。高群书导演的《千钧·一发》讲述的就是这么回事儿。当然，表面上看起来，这部主旋律电影描写的是一个普通民警在没有专业设备的帮助下连排11颗炸弹最终被炸到医院的病床上的感人故事。贵报娱乐部首席编辑Howie同学力荐此片，说这部片“好到简直不像是高群书拍的”，所以我心存厚望是理所应当的。我家领导看完之后说，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有点平铺直叙的流水帐。我家领导本质上还是一个天真的人。张爱玲老师曾经曰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爬满了虱子。我家领导看到的是袍子，我看到的是虱子。这个光鲜亮丽的城市也是一件袍子，当蝼蚁一般的打工者爬上楼顶或者放了炸弹的时候，就像袍子里的虱子突然爬到了外面。短暂的惊吓之后，回复理智的人们掏出难得一用但是擦一擦仍然光彩夺目的良心，一边谴责老板的冷酷，一边反思这些人打工者是如何浪费了宝贵的公共资源，“应该积极寻求更为妥当的处理方式才是啊！”高群书说，电影讲述的正是“中国或是中国人独有的一种生活方式和处理事情的方式”。可能会有莫名惊诧，拿不到几百块钱就要放置真真假假的炸弹吓唬并且伤害人，这似乎不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逻辑。但是辜鸿铭先生早就在《中国人的精神》里说了：事实上，欧洲语言中“科学”和“逻辑”这两个词，在汉语中没有完全精确的对应词。如果留意到影片末尾新闻报道中的陈述，并且还原其本应包含的巨大信息量和挣扎/无奈诸如此类的情感，就会发现所谓“荒唐”却十足合理：走投无路的时候，任何一个洞口都是最正确的出口。为什么会走投无路？孔飞力在描述乾隆盛世时说：“所谓‘盛世’，是一种惯用的说法，常被人们用来当作德政的护符，用来装点官方文件。”这是一个镀金的假冒伪劣产品，实质是一个无法通过增进生产来解决社会的基本问题的“受困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己的境遇产生怀疑”，付出劳动却拿不到工钱无疑印证并且加深了这种怀疑。在“受困扰的社会”中如何像个愣头青般顽强地活下去？一种求助于信仰或者巫术。1993年，黄子华在栋笃笑《跟住去边度》里说，中国人用来预测未来的学问多不胜数，市面上流行的就有摸骨、看相、测字、术数批命、扶乩、问米等等。有文化的人别笑，阐述袍子和虱子辩证关系的张爱玲老师也是牙牌的死忠粉丝。黄子华老师总结说：“一个民族需要很多学问来预测它的命运，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它就是一个命运很难预测的民族。”听着真是让人恍然大悟并且毛骨悚然，你以为栋笃笑是讲笑话的吗，黄子华说它是讲一些很恐怖的东西，诚不余欺也。另一种求生的办法则是诉诸暴力，有肢体上的暴力也有言语上的暴力。当人无法用正常的手段改善自己境遇的时候，愤懑是正常的情感，攻击性的增加是正常的表现。网络上无数喜欢攻击来攻击去咒骂你咒骂他的人士可以作证，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大多是失败者。《千钧·一发》的力量在于，除了揭示底层打工者诉诸暴力的“处理事情的方式”之外，同时也阐明了披着体制服装的个体解决起个人难题时同样力不从心，比如像老鱼一样的警察。在一个镀金的假冒盛世中，除了上述两种求存的方式之外，最安全高效的仍然要数“走关系”，也就是借既得利益者的威力谋取自己的一点生存空间。老鱼的难题在于，老爸病了，家里房子不够住，老婆没工作，儿子就要复员了但工作同样没着落。他能做的，除了给自己的局长送一瓶牛肉酱之外，只有努力把自己变成“二级英模”。老鱼的原型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民警于尚清拆弹时遭遇爆炸，一只手指头没了、近乎瞎了一只眼、下半身完全神经坏死，完全失去性生活能力，但是住房问题未解决、儿子工作问题未解决。他对高群书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就是一本书，谁来都翻，翻完就完了。现在用谷歌搜索“于尚清”，只有两条关于他的新闻，大概他这本书已经被人翻得没什么新鲜内容了。算命、安炸弹、送牛肉酱，这些其实并不如高导演所说只是中国人都有的处理事情的方式，而是在任何一个资源配置不再合理高效的社会都会出现的情况。只是身为中国人，无疑更为关注中国式爆炸。更要关注的是那些尚未引爆的炸弹，他们行走在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穿着袍子，神色阴郁。因为，没有人帮他们捉袍子里的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