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心两性同志家庭与传统血缘伦理之协调——探讨同志男性的抚育权/领养权分集剧情
同志家庭与传统血缘伦理之协调——探讨同志男性/单身男性的抚育权和领养权谨以本文献给豆友schutzmann感谢你曾给我的动力和支持关键词：日本电影《三心两性》瑞典电影《养子十五岁》（《Patrik1.5》）荷兰少年歌曲《我有两个爸爸》儒家伦理文化基督教家庭价值观现代中国家庭价值观及性别结构中国电影《蓝宇》日本电视剧《同窗会》等一深受儒家伦理道德熏陶的传统东方社会非常重视以父系血缘为中心的家族传承体系，梁启超先生说，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庭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这种社会结构的宗法型特征，使得传统东方民族非常重视以家庭为本位的姻亲关系和生育功能。按《礼记》记载，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由此可见，在传统社会看来，婚姻的结合并非因为现代意义的“爱情”，而是为了传宗接代。古人的头脑里面也没有“同性恋”或者“异性恋”的概念，父权/夫权/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男性只要能履行娶亲和生儿子的任务，那么他好男色还是好女色，只是他个人的选择。“龙阳之好”“断袖之癖”等等称谓由此而来。正因如此，1949年之后的中国也没有任何针对同性恋的立法，由于“龙阳之好”被看做是男性在情欲喜好上的一种选择，故在“谈性色变”的文革期间，同性恋被认为是一种道德败坏的表现，潘绥铭先生说，当时流氓罪之所以将同性恋划入其中，其目的只是为了保护被认为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巴金的小说《家•春•秋》可说是鲜明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在巴金笔下，高公馆中以高老太爷为首的处于权力上层的父辈男性是这一家族权力的最高象征，这一权力阶层构成对后代尤其是对女性的压迫。女性在巴金笔下则通常是美丽的柔弱的忠贞的富有牺牲性的。有意思的是，巴金将代表家族权力的几位老爷如克安克定等均设定有“梨园男色”之好，尽管作家并未明指他们是否同性恋，但传统古人的“龙阳”“男风”在作家看来似乎构成了象征着夫权/男权的古代男性权力文化结构的一部分。是故巴老在建国后的一次文艺访谈中明确表示他反对同性恋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正如现代女权主义者所指出的，巴老并未意识到，他笔下所描绘的那些具有“圣母”品质和容貌的女性形象恰好就是传统夫权文化规范下对女性模式的塑造，而正是这种模式化的女性标准成为束缚女性主义解放的又一重压制。也就是说，巴金在对性别政治的认识上还显得相当幼稚，同性恋在这一错误观念下沦为传统社会性别不平等体制的替罪羔羊。有多少同性恋人在文革期间蒙冤受害？目前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在社会变革的巨大洪流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如此弱小和微不足道，同性恋的身份建构对于当时的中国“同志”来讲，无异于天方夜谭。更为可笑的是，80年代以来的中国人又往往将同性恋斥为西方文化对传统道德的颠覆，殊不知在古人眼中，与女色相对应，帅哥风流只不过是某些男人的一种雅癖，古人所谴责的，只是饕餮放纵的性事而已。如果我们一定要谈传统，那也只能讲，与其说是同性恋破坏了传统道德，倒不如说是承袭了西人基督教家庭价值观的现代中国人违背了父辈传承的家族伦理文化和道德体系。现代家庭伦理结构及国家法律制度化了的异性恋一夫一妻制已经逐步剥除了传统男性所享有的各种特权，这一规范体现的也是合乎西方基督教主流价值取向的要求。但正如西方女性主义观察家所指出的那样，现代中国家庭的性别结构承袭的是以父权-贤妻良母模式为核心的性别文化体系，它强化的是建立在男主外女主内观念基础之上的男女二元性别规范。这一性别规范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生理属性做出明确的区分，在造成男女同性恋及跨性别者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同时，同志，尤其是男同志，被更进一步地推向进退两难的困窘之境。首先，现代中国社会的男同志丧失了传统男性“龙阳之好”不受责难的权力，同时，在异性恋父系主体的文化视野下，同性相吸被打入不合乎常理的“变态”樊笼。国门打开之后的西化潮流，基督教的家庭价值观输入和商业化的美女经济等加强的也只是主流大众对少数人的鄙夷以及边缘群体的彷徨流离。就连今天内地的儒教发起人蒋庆也明确发言反对同性恋和女权主义，先暂且不说蒋庆先生在同性问题上的无知罢，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不仅违背了传统儒家文化对同志的观点（请参考康有为等人就同性婚姻的有关论述），而且还和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取得令人惊讶的一致。如果一定要说同志问题与传统的儒家文化有所抵触，那发生冲突的也只是那些被异性恋父权主体文化所排斥的不符合传统男性性别气质及规范的男性，这些男性可能有更多的同性恋，但也有异性恋或单身者无性恋等等的存在，在现代性别研究的领域中，他们被称为“跨性别”的男性。自身体现出传统性别规范下所谓“女性气质”的男性无疑受到父权主体文化的鄙夷，而那些合乎传统男性性别气质要求的男同志，尤其是自身能表现出比较强烈的男子气概的“ACTIFETVIRIL”（德语，意为阳刚气质的，表现传统丈夫气概的男同志）或者皮革一族的男同志，一方面，他们受到传统异性恋父系文化的质疑和攻击，另一方面，又会招来某些女权主义（比如国家女权主义，家庭妇女联盟组织等等）的恐慌。这些妇女团体之所以对这些男同志会持有敌意，主要在于把他们看做是传统男权构成体系的一部分。美国的激进女权主义甚至认为，男同性恋的解放运动会成为传统男性优越观念的宣扬者，成为反对女权主义运动的回潮的组成部分。在这一观念的引导下，很多家庭妇女联盟组织将矛头对准男同志，甚至采取一些非常手段将男同志问题妖魔化（在今后的SM文中还会有论及），她们在这一问题的激进态度，更进一步地将男同志陷入腹背受敌的尴尬境地。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男同志在现代社会文化领域中进退两难的困境。对于男同志来讲，不遵从父系主体规范的生活会带来巨大的艰辛和各种形式的权利丧失，尤其是精神领域的巨大伤害。我们不能简单生硬地要求男同志都能自觉自知地从父权的文化心理规范下挣脱出来，毕竟他们中的很多人除了性取向之外，在性别气质及心理结构方面与异性恋男性并无二致。同性恋男性，单身男性，不符合传统性别理念的男性，性工作者的男性，跨性别的男性，等等，他们构成了被父权文化边缘化的弱势男性阶层。也就是某些学者所谓的第三性第四性。二改编自《北京故事》的电影《蓝宇》本是有机会去表现传统的同性恋情和现代异性恋核心家庭价值观为主导的伦理文化之间的碰撞，只是在香港的父权团体和基督教家庭联盟看来，如实描述林静萍的情节必然有“丑化”女性/妻子形象的危险，为了不得罪香港主流的社会舆论，导演关锦鹏做出了删除与林静萍有关情节的决定（请参考关锦鹏就《蓝宇》删除林静萍情节所做的访谈），当然，这样一来，也就大大削弱了原著《北京故事》对主流文化所具有的批判性力量。所幸与中国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电影人，倒是秉着严肃认真的态度拍出了几部探讨传统同性恋情与现代家庭伦理之间关系的电影。由于日本同样深受传统儒家伦理的影响，故对于中国观众来讲，日本同志遭遇的伦理困境可说是感同身受。其中最受认可的一部电影，大概就是《三心两性》了。《三心两性》讲述一对男同志伴侣和一个异性恋的女子尝试建立一个三人行家庭的故事。这对同性伴侣，从外型气质而言，有着较为明显的1/0角色之分。为了照顾中国同志的称谓习俗，这里姑且将“1”称为“哥哥”，将“0”称为“弟弟”。这一对“哥哥”和“弟弟”之间偶然邂逅，发生了一段彼此胶着的亲密情感。导演桥口亮辅对于同志情感的艰辛不易有深切的体验吧，影片一开始，便叙述了“弟弟”在同志圈中情感寻觅的坎坷。在一些壮男同志那里，“弟弟”只是他们一夜情尽兴的性对象而已，玩过就可丢在一边。影片开始就有一个镜头，419之后的弟弟带着一种饱含期待而又惶恐的神情目送昨夜与他交欢的男人绝情地离去。由此可以想见弟弟遇到“哥哥”之后的惊喜，在弟弟眼中，这是一个不同于以往对象的男人，他不仅外型高大俊朗，且有一颗善良忠厚的心。他一夜温存之后并未急着离开，还会在清洗如洗的阳光下护送弟弟去上班。一路走来，两人脸上洋溢着春风般新鲜明净的微笑，彷佛整个世界都在为他们而陶醉。某天清早，弟弟在为哥哥倒咖啡的时候，就连咖啡从水杯里满溢出来也浑然不觉。恋爱中的男子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体味着爱情甜蜜的滋味。剧照：清晨，哥哥送“弟弟”上班好男人也是女人们争相竞逐的对象。有两个女人均看上了俊朗且厚道的哥哥，并开始介入他们之间的生活。有趣的是，与父系文化的主流性别角色规范相对应，这两个女人也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气质的女性。想为哥哥生一个孩子的女人是一个与传统女性角色规范格格不入的女子，她绝对不能被称为淑女，生活邋遢不说，私生活更是乱七八糟。可以说，任着个性生活的她在异性恋的世界也是一个绝不讨好的边缘化角色，直到她遇见哥哥。按她的说法，这个男人有着一双做丈夫和父亲的眼睛。她被这个男人打动，开始留神观察他，并终于在哥哥的身上看到了她未来孩子的身影，于是，她找到哥哥，很坦率地表示她想和他生个孩子。另一个小姐则代表着一个符合传统女性角色规范的形象，而她也在哥哥面前努力扮演着一个小女人所应有的风情。她小鸟依人，娇柔动人，她知道在适当的时候如何在哥哥面前表现小姐脾气，也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在哥哥面前表现小女人的柔弱一面，以此来激发哥哥对她的保护之情。可以说，这个小姐大有取弟弟而代之的架势，但是，尽管她可能比弟弟更懂得察言观色和揣摩人意，但她却没有弟弟骨子里诚挚的淳厚和单纯，也没有弟弟所具有的那股发自天然的对世道人情的天真和烂漫。她的娇俏和小巧，她的女孩子气，有太多人工刻意的痕迹（跛脚可能是导演从女权理论的角度对此类被父权体制塑造的身份角色的一种隐喻）。导演对于如弟弟这样被主流两性规范所边缘化的柔弱男性有着一种深切的体贴和怜爱，对于主流道德所认可和维护的角色则保持着一种客观的清醒。他知道父系主体的视野有太多自以为是的盲点，而他要做的工作，就是用他的摄影机将这一缺失的视点补上。一个是同样流离于主流道德之外，想为他生一个小孩的女人；一个是符合传统“贤妻良母”气质与规范，想和他建立一个被主流认可的体面家庭的小姐；一个是与他情投意合，却不能带给他主流归属感的“弟弟”，面对三个人的情感追求，该何去何从？很显然，哥哥内心做父亲的渴望和热情被两个女人点燃了。他也因此陷入了犹豫不决的徘徊之中。当然，这也牵涉到单身者或者同志伴侣生育权及领养权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很多西方国家仍然处于激烈的争论之中，尤其是对于单身男性和男同志伴侣的质疑，来自父权团体和家庭妇女组织的一种激烈观点是，没有母亲的家庭是缺失的，而男性被认为是具有比女人更强烈的攻击性，小孩交给单身男性或者同志男性抚育是极为危险的。这又一次涉及到对两性性别认识的问题。男性是否只有一种性别气质属性？答案很显然是否定的。男人是否天然就比女人更具有攻击性？大量的实证表明这种观点同样站不住脚。越来越多由女性操纵的家庭暴力开始闯入我们的视角。既然暴力倾向和生理性别属性没有绝对的联系，那么，请问单身男性或者同志男性为什么不能享有做父亲的权利？再有，男人有没有生育权？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男人也为生育贡献了他们的精子，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对子女表现出来自父母的关爱和责任意识呢。社会上很多成功的单身父亲也证明了这一点。当人们在讴歌母爱的时候，是否能想起朱自清先生《背影》中那深沉的父爱呢。为什么单身男性或者同志男性想通过人工技术生育或者领养一个孩子在法律层面就要遭到如此多的诘难？三根据真实事例改编的瑞典电影《养子十五岁》就从西方文化的角度探讨了同志伴侣与养育后代的问题。在同性婚姻已然合法化的瑞典，一对同志伴侣满怀信心地要领养一个儿子，从而建立他们心中完美的桃花源。想不到的却是由于小数点打错，他们本打算迎接的一岁半的婴儿被换做了一个15岁的不良少年，这个少年骨子里还带着对同志的敌对和歧视。于是这对同志伴侣也不得不面临着对彼此关系和未来生活最大的考验——他们能得到这个孩子对两个父亲的认同吗，当“丈夫”和“儿子”之间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之际，做为“妻子”角色一方的男主人公又该何从抉择？他又该如何去调节伴侣和养子之间的关系？《养子十五岁》剧照：两个父亲和15岁的养子正如酷儿研究学者朱迪斯•巴特勒指出的那样，同性婚姻问题和同性亲缘问题并不一样，但在美国的大众舆论中，这两个问题似乎被混淆了。我们会听到媒体的舆论说，婚姻不仅是，也应该继续是一种异性恋制度的结合。法国女政治学家西维安娜是反对同性婚姻和同性家庭最为激烈的突出代表，并在法国讨论同性婚姻之际发表了一系列讨伐同性婚姻的研究和宣言。西维安娜认为，让同性恋构成家庭违背了法国文化结构的“象征秩序”，她进一步表示，性别差异（在她看来就是生理性别的差异）是在繁殖的基础上获得它作为生命基础的文化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同性恋者的抚养权不仅是非自然的，而且是对文化的威胁。她写道，性别差异的基础是生殖，这就是父，母亲角色之间的差异。必须要有男女之别才能诞生生命。与这种作为文化基础的，创造生命的异性恋相对立的是同性恋抚养这个幽灵。西维安娜如此写道：“让同性恋抚养小孩不仅脱离了自然，而且还是一种对法国文化的破坏。”如何面对西维安娜的抨击？西维安娜尤其提到了同性家庭对于文化的破坏，这不禁让人想起儒家蒋庆所发表的类似观点。在西维安娜看来，孩子的根源在异性恋中的象征意义被视为对文化至关重要：按照其所信奉的俄狄浦斯“乱伦禁忌”的公式，这个孩子是通过占据与父母位置相联系的位置而获取其对应的性别身份的。男孩会变成男性，就在于他认识到自己不能得到母亲，而必须找到一个女人作为替代；女孩会变成女性，也在于她认识到她不能得到母亲，而要通过与母亲产生认同来弥补这种丧失，然后又认识到自己不能得到父亲，并用一个男性来作为替代。根据这种极为僵硬的俄狄浦斯公式，性别是通过异性恋欲望的满足来获得的。这样一来，成为文化主体相对应的性别角色意味着要经历这种禁忌的性别分化过程，意味着要同时完成规范化的异性恋以及非连续性的性别身份（即一种将跨性别完全排除在外的，非黑即白的僵硬的性别公式）。有很多实证性的理由可以拒绝这种俄狄浦斯化的性别公式，因此，西维安娜的观点涉及到以下两个问题：1，性别气质是否天生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父系文化主体下的性别气质和实际生活中的男女两性的生理属性并不总是一致。今天西方进步的性别心理学已经证明性别和性取向一样，是一个类似光谱递进的连续性过程。由此，我们可以向其发问：那些拥有传统“女性气质”特征的男性（比如父权文化定义的温婉，慈爱，柔顺等等品质）是否能享有和异性恋母亲同等的地位和权利？比如电影《养子十五岁》中的主人公Goran，他怀着一颗为人父母的情怀尽心地呵护和照顾着养子Patrik，为了家庭和儿子，即使要面对全世界的嘲讽和讥诮，他也只是微微地笑笑，而将所有的伤害悄悄地埋在心底。同时，为了保护好“儿子”Patrik，他也能够面无惧色地将挑衅的邻居背摔在地。电影将这位父亲慈母般宽博无私的情怀表现的入木三分；再比如从荷兰儿童电台走出来的那个歌唱《我有两个爸爸》的少年，面对台下千万的观众，他的眼神是如此坦然，平静。歌声里流露出的，是男孩对两个父亲发自内心的亲爱和深情。……事实证明，即使是养育并非出自血缘关系的养子，他们也同样能成功地扮演好传统父系文化下“贤妻良母”的角色。2，异性恋的形成是否有赖于一种体制化的文化规范？从西维安娜以及其他很多的恐同言论来看，他们对同性婚姻的反对其实也显示出他们潜意识里对同性恋具有一种自然力量的恐惧和担忧。所以当西维安娜提出要用文化规范来保证异性恋体系的传承之际，她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构成对异性恋本身的一种歧视。这也在提醒我们重新审读《养子十五岁》对男主人公形象的塑造。诚然，这部电影为我们打造了一个在道德上几乎无懈可击的完美男性的形象。但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同志是否要表现出高于一般常人的道德水准才能拥有做父母亲的资格？《养子十五岁》中的主人公为了孩子任劳任怨地忍受各种对他的流言和伤害，还为此牺牲爱情和伴侣，这固然是一个伟大的父母所表现出来的情操。但是，如果主人公当时选择了他的爱情和伴侣，他们就没有抚养孩子的资格了吗？尽管瑞典政府告诉我们，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例改编的电影，但我们还是需要反思这个问题：这种高标准的道德形象是否一种翻转过来的对同志的歧视？四西方文化对个体意识的强调带来的是西方文化对人的生命意识和自由意志的尊重，但其隐含的另一面则是个体意识突出带来的排他性和不容性。基督教文化“可以爱你的仇敌，却不能爱你的异教徒”无疑强化了这种群体之间的对立性和冲突性。所以西方社会中种族之间，宗教流派之间的冲突流血事件在今天的社会依然愈演愈烈。表现在性政治的领域，就是异性恋与同性恋以及其他性少数群体之间的不相容和激烈抗争。也正因此，当下呼唤东方文化的人伦价值，呼唤东方儒释道文化中所蕴含的以整体和平为重的包容性也就显得更为迫切。回到电影《三心两性》上来，前面说过，日本男同志面临的最大困境，也是如何将其选择的同性恋情和传统伦理所要求的家庭义务统一起来，在传统家庭看来，由血缘关系缔造的家庭才是合理的稳固建构。为此一些日本同志影视剧煞费苦心地为同志伴侣的家庭找到一个看起来比较合理的元素，也就是女人和孩子。比如《同窗会》，比如《星闪闪》，都有妻子接纳了丈夫的同性恋情，以此来保全她的爱情和家庭。虽然我们都知道现实中这样的机率可说是微乎其微。导演桥口亮辅以自身的体察，对于血缘姻亲关系的合理性和稳固性都提出了他的质疑。在《三心两性》中，“哥哥”也有一个亲生的哥哥，这个哥哥能理解他弟弟的抉择，并给予亲人以诚恳的理解和祝福。但有朝一日，这个哥哥却不幸遇故身亡，嫂嫂在丈夫去世后不久也带着女儿改嫁他人，一个曾经其乐融融的传统家庭就此土崩瓦解。嫂嫂对哥哥的“背叛”，家庭一系列的变故，无疑给“哥哥”的心灵以巨大的冲撞，一直在同志恋情和传统家庭之间犹豫徘徊的哥哥不得不重新梳理他对于人生和家庭的思考。那一段在河边长时间的沉默和反思，既是导演留给剧中人的，也是面向我们每一个观众心灵的诘问。——很明显，血缘姻亲的关系不一定就是稳固的，也不一定意味着深情，维系它的力量，也不一定是合理的，甚至伴随有太多的利益或者无奈。于是在电影的结尾，导演怀着对边缘人真挚的同情和理解，让哥哥和弟弟，以及那个同样被主流边缘化的女人，三个人共坐在了象征着一家人温暖的火锅旁，哥哥做出了他对于感情忠实的抉择，善良的人们终于收获了他们本应享有的团聚和亲情。或许，他们今后也会有一个孩子吧？我相信弟弟会把哥哥的孩子也看做是他的孩子，因为，他是如此地深爱着他。《三心两性》导演桥口亮辅日本导演桥口亮辅在《三心两性》是一部尊重东方传统伦理的电影，但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在为片中善良的边缘人结下一个家庭的同时，也深刻反省了东方民族所看重的血缘姻亲关系，更将不符合传统性别角色理念的男性和女性与主流性别的视野互相对照，由此照见了边缘人内心的纯善和光亮。这是一部真正领会了传统儒家文化“仁爱”精髓的电影，它尊重传统，但不盲从，它有它独到的见解，有其自圆其说的逻辑，更有对生活细致娴熟的揣摩，由此，导演用微温而持久的火候为我们熬出一锅与以往同类题材的日本影视相比滋味更地道也更新鲜长久的火锅。天冷了，让我们围坐在火锅旁解饿取暖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