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城血证控诉者、反思者与旁观者——南京大屠杀电影的三种视角分集剧情
中国人有句老话，好了伤疤忘了疼。对于一个人来说，无论身体上曾经遭遇过怎样刻骨铭心的伤痛，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伤痛的感觉终将会慢慢平复，成为短暂一生里一段可以忽略不计的插曲。然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如果选择对过往的伤痛——历史上的灾难采用一种一笑而过的态度，则无论如何都是令人感到费解的。毕竟人们也曾经不止一次的听到过这句话：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发生在1937年冬天的南京大屠杀，距今已有近八十年之遥了。值得庆幸的是，面对上个世纪中华民族最为严重的一次“外伤”，中国人并未因为时局的变迁而刻意回避这块伤疤。专著、小说、照片……多年来人们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反复提醒着自己不要忘记这次切肤之痛。在众多反映这一事件的文艺作品中，电影无疑是曝光率最高，最引人关注，同时也是最易惹人争议的。回顾近三十年来的南京大屠杀电影，虽然银幕上反映的史实大同小异，然而在相似的故事之下，折射出的却是创作者对这一事件各自迥异的解读视角。一、“愤怒”的控诉者——《屠城血证》虽然南京大屠杀已过去了七十多年，但银幕上的南京大屠杀却只有二十余年的历史。之所以南京大屠杀一直无法被搬上银幕，当然与大陆的政治局势有关。1949年政权更替后，中共依旧奉行“左”的文艺路线，强调艺术作品中应以反映革命斗争，民族解放运动，社会主义建设相关题材为主，且多半应洋溢出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作为所谓抗日“正面战场”上的一桩惨案，南京大屠杀当然要被电影工作者所冷藏。“文革”结束后，中共进入邓小平时代，艺术创作中的条条框框逐渐被打破，此时的国产电影中也开始出现了《血战台儿庄》这种正面反映“国军”抗战的作品。但另一重障碍又浮出水面，1972年起，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两国关系日趋回暖，在这样的政治局势之下，拍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电影，无疑困难重重。1982年，日本爆出修改历史教科书事件，中日关系的蜜月期走到了尾声。三年后，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正式落成。南京大屠杀的相关研究与宣传从这时起方才正式启动，1987年，借着纪念事件五十周年的名义，由福建电影制片厂与南京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的《屠城血证》（以下简称《血证》）公映，成为了1949年后大陆第一部正面涉及南京大屠杀的影片。电影回放：1937年12月，南京沦陷。中国医生展涛为了救治伤员，选择留守在城内的国际安全区。不料，丧心病狂的日军不顾国际法之约束，悍然闯入安全区，大肆屠杀无辜军民。屠杀过程中，一组记录日军罪行的照片落入了展涛手中。为了揭露日军的暴行，展涛决定带着这批照片离开南京。为防止屠杀真相败露，日军展开了对展涛的疯狂追杀。最终，展涛在钟楼内被日军活活烧死。但他在临终前将照片交给国际友人凯蒂，它们也成为了日军无法否认的血证。仅从《血证》这个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名字，人们便不难猜出这部电影的基本感情基调与叙述视角。作为一部呼应时事的影片，《血证》最大的创作目的无非就是以影像的方式重现当年的惨剧，从而唤起广大大陆民众对这一事件的重视。以这样的目的作为前提，整部影片自然也就沦为了对日军暴行的单纯展示，以及对这种行为的愤怒抗议。在银幕内，主角展涛每到一处，便目睹一次日军的兽行。而银幕外的观众，跟随着展涛的步伐，也第一次真实体验了“日本鬼子”的残暴。枪杀、强奸、纵火、活埋……以往这些只能出现在教科书文字与图片中的字眼活生生的呈现在观众面前。也许是为了加强这种教育效果，导演在暴力场面的渲染上并未作太多保留与回避，而这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观众来说足以用瞠目结舌来形容。在那个全国各地中小学集体组织包场观影的年代，《血证》作为一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成为了影院中的常客，而片中的众多镜头也无疑成为了许多孩子童年时代的梦魇。相比于影片在暴力上的苦心经营，片中在人物塑造上的亮点往往被人所忽略。相比于1949年大陆电影中正面人物高大全，反面人物恶丑凶的传统，《血证》在人物的多样性上进行了一次比较大胆的尝试。片中的许多人物都具有复杂的多面性，并不能用简单的善与恶来形容，这种更符合历史真实与人性真实的刻画无疑是对惯例的反叛。主角展涛最初只是一个只知治病救人，甚至有些懦弱胆小的知识分子，在一次次目睹暴行后，终于以生命为代价，保护了指控日军罪行的血证。日军军官笠原，面对这场屠杀，也曾有过质疑与反思，然而，在严厉的军纪面前，他最终连自己昔日的中国恋人都无法保护。除了这两个主要人物，像片中照相馆老板范长乐，歌女花弄影等角色，都呈现出一种人性的复杂。由于史料与时代的局限，《血证》中的众多人物依然没能走出平面化的怪圈，但不可否认的是，片中对人物性格多样性的展示却成为了今后同类电影的样板。甚至在后来的南京大屠杀电影中，总少不了这样几类角色：受伤的“国军”士兵、惨死的女学生、幡然醒悟的“汉奸”、大义凛然的“妓女”。追根溯源，这一切都要拜《血证》所赐。总的来说，这是一部控诉大于反思的影片，除了大量血淋淋的屠杀场面，导演还使用了大量象征色彩浓重的视听符号（图书馆中轰然倒塌的书架，展涛最后被烧死时敲响的警钟等）来加深观众的印象。作为一部带有“政治任务“的影片，《血证》让沉默多年的往事重新发声，勾起了人们心中的愤怒，让南京大屠杀成为了大陆几乎人所共知的”国耻“，从这点来说，《血证》是一部成功的电影。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南京大屠杀已成为无可辩驳的史实之后，对这一事件的解读也需要随之超越控诉这一阶段。二、“客观”的反思者——《南京！南京！》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官方与民间研究的深入进行，越来越多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呈现在众人面前。另一方面，中日关系伴随着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等问题处在一种时而紧张时而缓和的状态。种种因素使得南京大屠杀电影的创作再次被摆上了华语电影人们的日程中。1996年，大陆导演吴子牛的《南京大屠杀》上映，这部力邀秦汉、刘若英等海峡对岸演员加盟的作品无疑有些许“统战”的目的，而吴导在影片中流露出的人道主义情怀更是使得这部电影超越了《屠城血证》那种单纯的控诉。然而，对于长期接受反日教育的大陆民众来说，这种超越民族界限的“客观”是他们闻所未闻同时也是难以接受的。虽然当时的大陆已不再是那个喜爱拿意识形态问题说事的时代，但观众对《南京大屠杀》的冷漠无疑是最严厉的“批判”。在大陆以外，香港在这一时期也进行了相关电影的拍摄工作。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黑太阳南京大屠杀》与《五月八月》这两部作品。其中前者是极具争议的港片“黑太阳”系列中的一部，导演虽然也在片中象征性的谴责了日军的暴行，但整体来说更像是一部打着“大屠杀”名义展示各种视觉奇观的重口味娱乐电影。后者从儿童视角展开叙述，以一种以小见大的方式还原了当年的灾难，虽极富创意，但无奈导演功力有限，因此影响力不大。直到2009年，一部名叫《南京！南京！》（以下简称《南京！》）的大陆影片才真正重新引爆了这一话题。有关它的讨论早已超越了影片本身，由电影所引发的关于爱国卖国、人性兽性、主观客观的讨论成为了当时社会上的焦点。电影回放：1937年末，南京城破。在这座已沦为人间地狱的城市里，形形色色的人们为他们的命运进行着艰难的抉择。他们中，有甘愿战至最后一枪一弹的中国士兵陆建雄，在安全区内拯救同胞的女教师姜淑云，为保护家人被迫成为汉奸的唐先生，身份低贱却甘愿牺牲自我的舞女小江，以及，在屠城中心灵遭遇巨大冲击的日本兵角川……作为第六代导演中的杰出代表，无论从美学追求还是创作经历上，陆川与当年《屠城血证》的导演罗冠群都有着巨大的不同。更何况，近二十年来对大屠杀历史资料的发掘以及国外众多优秀二战题材作品的出现也让陆川在拍摄时能够做到更加游刃有余。如果说当年《屠城血证》的诞生背后总有着官方的影子，那么2009年的《南京！》则更像是陆川个人对事件的反思与回顾。这种从官方到个人的转变无疑让许多人对这部电影充满兴趣。而陆川也没有让那些期待者失望，向《辛德勒名单》致敬的黑白影像让人再次体验到了战争的沉重与压抑。堪比《拯救大兵瑞恩》的街头巷战不仅代表着大陆电影在技术上的进步，更是一种历史观念的突破——要知道，之前南京大屠杀电影中几乎没有对“国军”抗战的正面刻画。放弃传统意义上的主角，转而塑造一组大屠杀中的人物群像，更是影片的亮点所在。这些人从士兵到教师，从舞女到秘书，无一不是凡夫俗子，尽管性格外貌职业秉性各有不同，却在死亡面前显得一样淡定从容。在《屠城血证》里，导演出于控诉的目的，将中国人大多塑造成了受害者的形象，而到了《南京！》，陆川则充分发掘了这些受害者身上暴烈的一面。这种从受害者到反抗者的转变，无疑让影片在“悲”之外有多了一份“壮”的味道，不得不说是讨好观众的一招妙棋。可惜，观众对于《南京！》的好感并没有维持太久。在度过了影片最初上映几天的火热期后，一些冷静下来的人们开始对影片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这其中，当以崔卫平的评论《荒腔走板的<南京！南京！>》最为犀利。在众多对影片的质疑中，几乎所有的评论都指向了一个问题，即片中的日本兵角川。到底在南京大屠杀中存不存在这样一些反思罪过的日本兵？片中对日本军人的刻画究竟是一种人文关怀的体现还是对日本观众的谄媚？给陆川扣上一顶“汉奸”的帽子固然可笑，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陆川是一个相当会耍“小聪明”的导演。一方面大力渲染中国人的抵抗，对日军的暴行毫不回避，给大陆观众来了一次充分的“心灵按摩”。另一方面又不愿重复“日本兵是禽兽”这种结论，认为他们同样是战争的受害者。陆川希望通过这种站在侵略者角度的反思，将影片从传统的反法西斯升华到反战的高度。可惜，一个中国人要想模仿日本人的口吻与思维并非易事。在并没有充分史料作为支撑的情况下，陆川唯一的选择只有把自己的想象强加到角川的脑子里。这样，影片中的角川，就完全成了陆川个人思维的载体。陆川认为日本兵应该反思，于是就有了片中角川的种种迷惑，陆川认为日本兵的命同样是命，于是就有了片中盛况空前的招魂仪式，陆川认为日本兵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于是就有了角川饮弹自杀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本想两相兼顾的陆川，最终收获的却是两手空空的结局。《南京！》不但在当年国内的众多官方电影奖项中被无视，在日本也遭到右翼分子的狂批，称其是“有史以来最恶劣的反日电影”。或许，《南京！》的争议会给陆川一个警醒，成就一部经典作品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对题材的敏锐嗅觉，更需要在艺术上的精雕细琢以及导演个人在思想上的深刻修为。毕竟，《可可西里》式的奇迹不会一再上演。三、“悲悯”的旁观者——《金陵十三钗》2009年4月，就在《南京！南京！》上映后不久，一部题材与之“撞车”的影片《拉贝日记》也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两相比较之下，这部由德国人拍摄的故事片虽然让人眼前一“亮”，但这样一种置身事外的视角还是难以让身为局内人的中国人感到真正满足。外人操刀终觉隔靴搔痒，国人执导却又瑕疵不断。此时的人们不禁在思考，到底有哪位导演能将这段屈辱史诠释得淋漓尽致？这一重任终究落到了“国师”张艺谋的身上。表面看来，最近十年的张艺谋一直忙于各种大型文艺演出与商业大片，似乎早已与初出茅庐时的那个自己分道扬镳。但事实上，早在2007年，张艺谋便开始筹拍一部抗日题材的作品。而这就是让他在电影界“咸鱼翻身”的《金陵十三钗》（以下简称《十三钗》）。电影回放：1937年底，日军攻占南京，昔日六朝古都化为废墟。一群教会学校的女学生，14个秦淮河上的风尘女子，两名受伤的中国士兵，以及一个叫做米勒的美国人，相继躲入了教堂避难。然而，宁静很快很侵入的日军所打破：日军意欲强征女学生为他们的庆功会表演节目。在这个生死关头，以玉墨为首的妓女们毅然决定挺身而出，代替女学生去赴这场死亡之约……人们当然不会忘记，张艺谋的成名与日本人“息息相关”。1988年，张艺谋携自己的处女作《红高粱》登上了柏林电影节的领奖台，从此开启了属于他的时代。然而虽然时隔二十多年后重拾抗日题材，此时张艺谋的地位与心态与当年已不可同日而语。在商业大片领域摸爬滚打了十年，加之又陆续执导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及国庆六十周年庆典，如今的张艺谋显然不能再回到当年《红高粱》式的小打小闹，只有吟咏出一首波澜壮阔的史诗方才对得起他“国师”的称号。然而，《十三钗》的大气又与《英雄》以来张艺谋作品的大气截然不同，这是一种美国式的大气，好莱坞式的大气。如果仅仅因为看到了片中激烈的战争场面，逼真的视觉特效，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未免显得过于草率，而且也过于低估了张艺谋。事实上，作为一部向好莱坞大片看齐的大陆电影，《十三钗》所做的不仅仅是视听语言上的美国化，更是内核精神的美国化。作为一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十三钗》出人意料的选择了一种第三方的视角。虽然影片故事的讲述人是中国人书娟，然而透过她的讲述，人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原本与这场灾难无关的美国人如何从一个自私渎神的混混蜕变成一位甘愿牺牲，敢于承担责任的人间圣徒，残酷的屠杀反倒成了促成这个美国人人格升华的催化剂。《十三钗》努力使观众将注意力集中在救赎、牺牲、责任、价值这些词语上，而不是继续停留在爱国卖国、英雄汉奸这类非黑即白的争论。虽然无法断言这种做法比起之前《血证》或是《南京！》这种价值取向极其鲜明的影片是不是一种进步，但起码它提供了另一种审视这一事件的全新视角，即旁观者的视角。能从旁观者的角度审视这场惨剧，固然是一种突破。但是，需要看到的是，张艺谋的这种突破恐怕并非完全来源于他发自内心的思考。将《十三钗》彻头彻尾的好莱坞化，一方面是为了商业上的考虑，恐怕更重要的是张艺谋对奥斯卡奖的渴望。六次为国出征，三次获得提名，却总在最后一步功亏一篑，为了弥补自己电影生涯中最大的缺憾，张艺谋在筹备《十三钗》的四年里可谓煞费苦心。如今呈现在众人眼前的《十三钗》，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在充分揣摩奥斯卡评委评奖心理后量身定做的作品。聪明的张艺谋在《十三钗》中所表达的东西更直接低调。在抛开了其所擅长的视觉冲击之后，用平实冷峻的镜头风格还原了一个最真实的故事。《十三钗》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和宏大，其主线故事则是战争背景下的人性复苏和自我牺牲。了解奥斯卡的人都清楚，人性反思、种族冲突、牺牲与救赎是历来的热门话题，张艺谋的这一招棋，摆明了就是在猛打奥斯卡的软肋。最为重要的是，《金陵十三钗》所讲述的是救人绝非救国，故事所讨论的是人性并非历史，这也正是它被奥斯卡所接受的原因。突破五亿人民币的票房与上佳的口碑，让张艺谋的确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然而，面对这样一部外黄内白，表中里洋，酷似香蕉的中国式大片，人们真的有必要过高估计它的艺术价值，进而将其作为未来华语电影的楷模么？如果未来大陆的影院中真的被这样一些披着国片外衣的A（merica）片所攻占，那恐怕是一场并不亚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化灾难。中国素来就有“文以载道”的传统理念，而中共一直以来对文艺作品宣传教化功能的强调更是深深影响了大陆艺术家们的创作思维。回顾南京大屠杀在银幕上的三十年历史，无论这些电影选取的是控诉者、反思者亦或是旁观者的视角，背后都离不开导演们的功利目的。传声筒也好，敲门砖也罢，总之，一场本应被时常拿来反思与警醒的惨剧最终却总是逃脱不了成为工具的命运。这不仅仅是南京的无奈，恐怕也是全体观众的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