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说的夏天并非所有的受害者都会大声呐喊分集剧情
1，假如你是强暴受害者 我们来作一个假设。 你是一个女生，刚刚成年，对人世怀着天真的好感。在毫无预兆的时刻，你被一个男人强暴。这个男人，不是过路的醉汉，不是性饥渴的民工，而是你熟悉甚至尊敬的长辈、领导或老师。你会报警吗？ 我相信，一大部分人可能脱口而出：会！ 但你再想想。如果报警，在这样一个男权社会，受害者不会被原谅，你成为不洁的象征，父母脸上无光，旁人津津乐道，你还会被怀疑动机、道德审判、舆论攻击，你成为明晃晃的羞耻，在暗恋的男生面前，永远抬不起头。 你还会报警吗？ 是的，你犹豫了。你权衡承受一时受辱，与承受半生受辱，哪一个性价比更高。结果是，大多数受害者忍气吞声，独自用巨大的身心创伤，来为施暴者的过错买单。 事情还没结束。假设还没完。 你在浴室里清洗自己，你消除了证据，默默承受这一切。你觉得一定是自己做错了什么，才会导致这样的惩罚。你觉得自己脏、贱、龌龊、不再清白和美好，你自我封闭，恐惧男人。 那么，接下来你会如何做呢？这个施暴的人，你无法逃避，他在学校、单位或家里，天天与你见面，他温存地向你示好，送你小礼物，提供小便利。你觉得自己已是破鞋，回天乏术，抗争无意义，而你内心又有巨大的委屈和羞耻，需要他人与你共同承担，那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你会坚定地与他划清界限，还是继续和他上床，获取安慰？ 是的，大多数沉默的受害者，因为这个原因，成为罪犯长期的羔羊。 如果罪犯有家庭，你顺理所章变成小三和淫妇，你最初的耻感，又加上罪感，诸罪并罚，你更加无法宽恕自己，形成强大的心理煎熬。 但你不能对任何人说，知晓秘密的，只有一个人。你更加依赖他，甚至以为，自己爱上了他。斯德哥尔摩症状，在你身上淋漓尽致地演绎。但是，在这种被控制的关系里，你从内心里鄙夷自己，你学会了自轻自贱，然后，无意识地自残。2，不能说的夏天 以上就是电影《不能说的夏天》所呈现的社会现状，也是更多强暴受害者的残酷现实。 电影由真实案件改编。暨南大学教授李文志利用职务之便，涉嫌强制猥亵女研究生。该案一审判刑一年两月，减刑为七月。二审改判无罪。被害方继续上诉，还没有等到宣判，教授死于心脏病，而当事女生自杀了4次，至今仍未彻底走出。 风在树叶穿梭低语，心事忽暗又忽明 像空气微尘在飘荡着 阳光跳跃在平静海面，最深的汹涌看不见 回忆随波浪推移着 爱是偶然的存在，还是种莫名的意外 心锁了就打不开，噤默的谁都不明白 伴着歌声，女主角白白出现在我们面前。明亮、年轻、精致如瓷。她坐在高铁上，戴着耳机，阳光透过车窗，在她脸庞上游移，美得让人生疑。 那一年，白白23岁，刚刚考入台东大学音乐学院。未来就像彼时风景，怎么看都五彩斑斓。后来，她遇见一个可爱的男生木宏，也遇见摧毁她青春的人，李仁昉。他站在指挥台上，从容儒雅，高高在上，被所有学生信服。但他利用白白的信任，在办公室里将她强暴。 白白不是个例。 事发办公室外的学姐，教室里的其他女生，毕业了的，未曾毕业的，都有被教授染指的人存在。这是一个体面却肮脏的生态系统，每个人都是当事人。可是，人人噤若寒蝉，人人在装睡。 和学姐们一样，和大多数社会经验不足的女孩一样，白白没有报警，只是愈发沉默，并且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依然和李教授保持暧昧关系。 她的安静是一种蒙蔽，让大家以为，她已经消化掉了所有的不快、愤怒、悲痛、恐惧……但她的依赖并不代表默许，服从不代表认同，“爱”不代表宽恕。那些屈辱与伤害从未离开，它们成为潜意识，在梦里，对她追问、威胁、倒戈相向。 她在海浪里沉溺，放弃挣扎； 她睡着以后，无意识地自杀，血染透了墙壁、被褥和窗； 她在事件曝光后，面对罗生门式的伪证，漫天的舆论攻击，喜欢的男生去世，以及母亲歇斯底里的咒骂，“是不是你勾引教授，是不是你勾引教授？”再次自杀。 在心理学上，这种症状叫PTSD创伤症后群，即创伤后应激障碍。个体经历深度创伤后，因种种原因压抑下来，长时间积累，倘若被某些事件激发，就会造成自伤、自残等应激反应。 但不论受害者如何痛苦，这种案件因为受害者长期受控，不愿出面，取证困难，不但赢不了，甚至立不了案。电影中，徐若瑄扮演的律师有良知，有勇气也有见识，她接了下来，然后，我们跟着她的维权，遇见困难重重的上诉过程，也遇见整个社会对强奸受害者的偏见。 在学校里，学生把白白当成不洁的异类。 在她母亲眼中，她成为骚货。 在网络上，她经受接踵不断的咒骂和攻击。 整个社会提前把天平倒在了权威脚下。在老师的资源、地位和声望面前，许多人不顾一切，维护学者的形象，维护音乐家的尊严，被伤害和自我伤害的白白，成了人人喊打的弱者。索尔•贝娄说，“当胆怯的智慧还在犹豫的时候，勇敢的无知已经行动了！”3，为什么你不说？ 王维明的镜头很节制。电影没有放大强暴过程的痛苦，而是把关注焦点，放在了受害者的心灵创伤，民众反应，以及维权的艰难上。通过这种呈现，更沉重的现实接踵而来——贞洁的破坏固然可怕，精神的异化更为危险，而文化的偏见与法律的漏洞，则可以颠倒黑白，成为恶的帮凶。 这不单是一桩社会事件，而且是一桩心理案例。 为什么你不说？为什么你不反抗？为什么你受害之后，依然顺从于他，甚至，爱上他？你是不是就是贱？ 这是所有受害者最痛苦的症结，也是难以一言道明的心理问题。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抛弃所有即成的答案，结合电影，我理出以下几点。 A。这是一种为自己的（尤其是痛苦的）人生境遇辩护的本能，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比如白白，当她遭遇性侵，性尊严被强行破坏，这种无法消化的痛苦，找不到她认为妥当的渠道来摆平。她反抗不得，又逃避不得。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爱上痛苦，爱上施加痛苦的人，用爱来化妆和润滑这段关系。 如若不是，白白就会产生永无休止的、与现状对抗的痛苦。 相比于告诉自己“教授是衣冠禽兽”，暗示自己“我是不是爱上教授了”，对于受害人而言，后者对于心理的释压，有更大的好处。因为前者会带来强烈的不洁感、自责感和负罪感，成为生命无法承受之轻。 对抗你可以可抗的，爱你不敢对抗的。 接纳痛苦，认同伤害，向加害者示好，是一种心灵防御的生存手段，它能缓解自我加罚的煎熬。所以，出于趋乐避苦的本能，白白让自己“爱”上了对方。 B。在不平等权力关系下的认同体验。 教授对于白白，是掌握学业事业生杀大权的决定者，握有决定毕业、留在乐团以及写推荐信与否的具体权力。在这样的利益结构中，受害人非常被动。她的主动举证，会造成一系列的麻烦。 教授是强大的，白白是弱小的。 封闭的关系，力量的不均等。在这种权力关系下，对抗显然代价极大。那么，将敌对的“你和我”，转变成亲密的“我们”，去除敌意，变成一个整体，虚构成一个心理避难所，可以使白白在孤苦无依、四面楚歌时，获得安全感。 互动程度越深，认同也就越强烈。 而性，是让两个人最近的方式。 于是，在电影中，我们看到白白在流言蜚语中，主动脱下衣服，扑到教授怀里。因为，她需要这种关系的安慰。 再加上，白白从小没有父亲，当她遇到李教授，出于一种心理移情，将对父亲的渴望迁移到教授身上，满足父爱的饥渴。 C。反抗意识在长期的恐惧与压力下会逐渐弱化。 一个人长时间生活在恐惧与压力下，其对控制者的抵抗力，就会逐渐减弱。 比如，家庭暴力受害者、恐怖分子、邪教成员等等，多会因为强压与恩惠，自我逐渐弱化，精神不再独立，最后以一种近乎崇拜或爱的方式，去讨好施虐者。 白白第一次被强暴时，教授情绪失控，大声嘶吼，让她缩成一团，继而强行剥夺她的性尊严。 父权深重的社会里，女性的性尊严，无疑是最重要的尊严，失去这个，就会失去底线。 失去底线之后，她依然处于控制中，不能摆脱他的阴影，压力四季常青，恐惧浓云密布。那么，她就会在这种恐惧以及无助中，一定会放弃坚守，逐渐屈服，成为沉默的羔羊。 4，装睡的人快醒来 豆瓣电影里，《不能说的夏天》评分很低，只有6.9。因为线索过于冗杂，明的、暗的、公的、私的，事件过多，无法收尾，于是稍嫌仓促潦草，显得眼高手低。 但我还是给了五星。因为，我真的很感谢这部电影。 感谢它让人们看到一个真相：受害者噤若寒蝉并不代表罪恶不存在，相反，它更有力地证明，这世界上的人，包括受害者自己，可能都会在封闭的共生关系中，自我催眠，一直装睡。 徐若瑄在电影末尾，有一段令人潸然泪下，又拍案叫绝的台词： 当自诉人告诉我，她认为自己爱着被告的时候，我不能说什么。我不能阻止她在庭上说出实话，也不能告诉她，那是她的幻觉。 白白说服自己，他们是彼此爱着对方的。因为那是她唯一赖以为生的念头。 因为被告利用职务之便，营造了这种封闭的共生关系，让自诉人不自觉心生恐惧，掉入陷阱，因而失去了向外的求助能力。 我恳请您理解，这不只是一个案子。 许多受害人因为畏惧加害人的权势，而认为自己无能反抗。没有人告诉她们，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可以反抗不公。 5，沉默的大多数 大概是3月的时候，有一天，在公号里贴了一篇关于性侵的文章，后台收到有史以来最多的回复。回复的多是女生，因为她们，我才知道，像白白一样受害，也像白白一样沉默的姑娘，比我想象的多得多。 “……我也被强暴过......后来，我再也无法接受自己，现在弯了，变成了同性恋……” “……深深地厌弃自己，自残成性……” “……我没有木宏，没有王老师，没有方律师，唯一能给予我帮助的人，没有伸出援手，反而因为偏见，将我往深渊更深地推了一步……” 更要命的是，这些悲剧后面的人，都没有报过警，任由伤害像奥菲丽娅的影子一样，藏在生命的暗处，严防死守，不为人知，一到夜晚，争相涌现，在她们眼前冲撞、呐喊、撕咬，要她的命。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女生，35岁，至今未婚。19岁时被强暴，生下一个女儿。女儿一出生便被抱走了，不知下落。后来，她千方百计找到了她，不敢相认，站在她看不到的地方，痴痴地看着，一次又一次泪如泉涌。 她发来女儿的相片，一个背影，单薄得像纸片儿。 她说：“她15岁了，不知道妈妈是谁，只要一想起她，我就心痛如绞，哪怕现在，都是含着眼泪敲下这些字的......” 我也震惊至极，同时也很担忧：用母女二人的残缺生命，来为一个男人的冲动买单，是不是太昂贵了一点？然而，事已至此，只有慢慢学着放下，让更饱满的人生，来替换沉重的往事。如果仍然受困，无法提着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拔出泥沼，那么，别忘记寻求心理医生和救助热线的帮助。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认为我危言耸听，认为当代女性没有那么懦弱和愚蠢，不会轻易受控。那么，我们来看看以下案例和数据。 《今日说法》播一个案件：20多年前，山东的一个杀人犯潜逃到陕西西安，和当地一个妇女结婚，育有两女。他多次和妇女、女孩（并不乏大学生）攀老乡，开着自己的摩托三轮把对方拉到工地、果园、大桥下……甚至在家里对其实施强奸。警方在他家搜到的包达28个之多，还有各种女性内衣、丝袜、鞋等物品。这些年他到底强奸过多少女性呢？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警方接到报案两起，后来根据衣物等残留的信息，找到几个受害者，而他也仅仅只承认且因为证据确凿不得不承认这几件，警方将这些物品拍成照片在电视上以物找人，希望更多的受害者站出来，然而长时间来却至今一无所获…… 《犯罪被害者白皮书》中提到，有7成日本女性遭到性侵犯后保持沉默。46.2%的人称“太难为情，实在不好开口”，22.0%的人称“不想多想这件事”，还有20.9%的人认为，如果自己能够忍耐的话，也就算了。直接向警方报案的比例仅为4%。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系教授王大伟介绍，公安大学曾对全国5800名中小学生作过一个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性侵害案件的隐案率是1:7。也就是说，如果有一起性侵害案件被揭露出来，背后会有7起不为人所知。6，暴力没有理由，施暴者必须负责 在电影《素媛》里，素媛说，“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在电影《不能说的夏天》里，白白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几乎所有被伤害的弱者，承受无来由的虐待时，都会在心里反问自己：“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而施暴者为了达到免责和控制的目的，会强化和夸大受害者的毛病：你穿得露，你的胸大，你笑得很骚，你一身下流气质......所以你就该被强奸。 然而，我希望每一个受害者都记得：你没有错。 “无论她穿着什么，无论她是在酒吧、在宿舍、在车后座，在街头，在喝酒或者在哭——只要她说不，没有人有权利超越这个词的界限。如果她无法表示同意，那就意味着不同意。”美国副总统拜登就性侵犯问题如是说。 不要让他人的罪孽，成为自己的皮鞭。你需要的，是清醒地在事发时保护好自己，舍财保色，舍色保命。如果强暴不幸发生了，不要沉溺于自我嫌弃的深渊，你需要精力和理智去处理以下四件事：取证，报案，避孕，治疗。取证要趁早，报案要及时，避孕要到位，治疗要全面（生理的，心理的）。 每个人都不是孤岛。当你打破沉默，我相信比噤若寒蝉，对困境的解决更具积极作用。“改变不会容易，真相让人痛苦，但我们不能因此袖手旁观，保持缄默。”当越来越多的人都发出声音，装睡的人才会次第醒来。 电影《不能说的夏天》里，白白终于愿意站出来，将伤害说出。哪怕案件胜算的机率太小，哪怕她因此承受的攻击翻倍，哪怕她的柔弱，无法应对李夫人的咄咄逼人。 但是，她觉得：“教授应该要听他心里面的声音！”
